关于中国文学批评的发生问题，目前学界比较公认因素之一的是五四时期“纯文学”观念的输入，对这一概念的讨论使得狭义的文学概念被普遍接受，而“文学批评”这一观念的确立正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得以产生的前提。中国古代是缺少“文学批评”这一概念的，与之存在渊源的“诗文评”缺乏批评意识，而西方文学批评、批评史等观念的引入，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起到很大作用。

一、对“文学”概念的反思

20世纪之交，西方的学术理念传入中国，国内学者对“文学”这一概念展开了深入研究。周作人在1898年发表的《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一文中，将“纯文学”和“杂文学”概念区分开来，他认为文学与心灵存在直接联系，文学肩负保存国民精神的任务，“特文章为物，独隔外尘，托质至微，与心灵直接，故其用亦至神。言，心声也；字，心画也。自心发之，亦以心受之。”；胡适在《什么是文学——答钱玄同》一文中提出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定，并设定了文学的三要素：明白清楚、动人（感染力）、有美感；王国维摹仿西方“为艺术而艺术”，提出“为文学而文学”的观念，他他在《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点出“纯文学”这一概念，打破传统的“文以载道”，以“纯文学”观来研究中国文学，追求非功利性的“纯粹美术之目的”。鲁迅认为，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文学与功利性目的是“无所系属”的，文学的作用在于精神价值，“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学者对于“纯文学”的定义并非完全照搬西方，而是吸收了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在融合中国文论的基础上突出了中国文学“人”的精神特性，文学在强调陶冶情操、涵养神思、言志抒情的同时，同样起到改造国民性的作用，这是专属于五四时期的时代特征，一些学者先排斥文学的功利性，又转而强调文学是如何作用于人的精神世界，其目的在于破除文学对旧有政治的依存，打破古代“杂文学”之概念，进而以启蒙与自由的观念介入更宽广的精神世界。

在引述、吸收西方文学理论和研究法著作的基础上，国内学者展开了对中国文学理论和文学思潮的研究，胡适主张“八不主义”，将言之有物的“物”解读为思想与情感；张世禄在《中国文艺变迁论》中提倡用兴趣和想象来作为批评文学之标准，并指出旧观念的弊病在于“不明文艺之真正意义”。对纯文学的讨论使得“文学”之涵意不断缩小，但也促进了国人对于中国文学的反思，推动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的写作。

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现

（一）对“文学”的界定

早期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现是伴随对传统“文学”概念的审视而开始的。晚清时期，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旧说认为“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陈钟凡认为章氏之学说对文学的界定未免过于宽泛，疏离了文学的本质，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通过借鉴西方批评家的学术理念,结合中国传统的"诗文评"内容展开论证,初步建构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框架，他认为文学是书写人类想象、感情、思想，且辅以辞藻声律的，使人有兴趣的作品，对于“文学”概念的界定，陈钟凡显然倾向于美国学者亨德的见解：“文学者藉想像、感情、及趣味以表现思想之文字也。”。事实上，陈钟凡在编写本书时正值“整理国故”运动兴起，其历史的观念对文学批评史著作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随着新文化运动开展，传统文学观承载的诗、词、曲、赋的范围已然过小，对于新文学概念的界定也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理论建构的重要命题。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同样区分了杂文学和纯文学的观念，他认为儒家思想偏向于“用”，此类“杂文学”不足以为文学发展提供动力，而魏晋时期的道家则为纯文学减少阻碍，文学观念亦得离开传统思想而趋于正确。郭绍虞受纯文学观念影响，将其运用于批评史开篇来界定“文学”，相较于“杂文学”，他对于“纯文学”的概念还是持赞同态度的，但他并没有详细对“纯”和“杂”的概念进行梳理，而是侧重对诗文理论的研究。

（二）“诗文评”与文学批评

相较于“文学”概念之界定，“文学批评”概念由西方传入中国则直接与文中国学批评史的发生相干系。朱自清提到：“文学批评原是外来的意念；我们的诗文评虽与文学批评相当，却有它自己的发展”，“若没有‘文学批评’这个新意念、新名字输入若不是一般人已经能够郑重的接受这个新意念，目下还谈不到任何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中国古代没有“文学批评”这一概念，传统的“诗文评”著作地位不高，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评》将其列入总集类，《崇文总目》将其列为文史类。王伯祥在总结诗文评时认为其地位由盲目至清晰，但其始终处于“集部的尾巴”，目录学并未为其特立一科。中国传统的“诗文评”缺乏对作品的系统批评，如何总结历史、界定概念、提升文学批评的地位对于当时的文学批评史撰写是至关重要的。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使得“文学”逐渐脱离于经学，文学批评的地位也逐渐提升，一些新文学刊物，例如《每周评论》、《新潮》等均设立时评专栏，刊载一些有关文学批评的文章。

新文化运动后，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两大社团的分化使文学批评进一步迈入大众视野，相较于传统的“诗文评”，此时的文学批评地位已提升许多，朱光潜在《中国文学之未开辟的领土》一文中肯定了文学批评研究的作用指出文学批评借助舶来学说可以“更具体、可捉摸些”。关于文学批评之定义，中国学者给出了不同答案。陈钟凡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认为文学批评应该通过分类，比较与判断来考察文学作品之形式和性质；傅庚生《中国文学批评通论》更多地从文学批评效果展开，并未对文学批评本身展开论述：“凭依吾人对于文学作品品鉴之结果，而予之以定评；并说明文学之所以为卓尔者，实具某种要素，俾以促进读者之理解力并激发其欣赏力者也。”郭沫若在《批评与梦》一文中指出，文学批评没有一定尺度，虽采用科学方法，但终归属于艺术范畴，胡愈之则认为文学批评既有科学成分，同样包含艺术范畴。

（三）由文学批评到文学批评史

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文学批评在概念方面仍然存在较多模糊之处，但总体而言，“文学批评的对象”这一问题是可以确定的，即对作品与作家的批评。从文学批评到文学批评史的过程中，新文化运动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朱自清在《诗文评的发展》中认为五四运动后的学者们对文学与文学批评都采取了严肃态度，“诗文评”地位的提高、“纯文学”概念和历史进化的介入，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得以开端。当时的中国学者一方面接受西方想象论的观念，也吸收了十九世纪末期浪漫主义文学思潮所产生的印象派观念，如傅东华在《文艺批评ABC》中引用森茨伯立《批评史》中的观点，认为批评是文学趣味的合理发挥，对诗和散文、声律和风格的发现分类。傅东华的观点契合了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并不是一味照搬西方理论，这也是当时许多学者的共识。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借鉴了西方的思想、形式、风格等术语，有利于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进行系统化梳理，正如朱自清在评价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时强调，罗根泽的作品应用了西方“文学批评”的意念，对中国传统“诗文评”亦有所统摄。

三、结语

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现离不开20世纪初学科的分化，“诗文评”地位的提高以及新文化运动对文学批评观念的引进使得中国文学批评史以独立学科的身份逐渐成型。在五四前后有关文学批评史的论著中，许多学者在引用西方文学批评观念的同时，也对中国传统文学批评进行了深刻反思，对“文学”“文学史”“文学批评”概念加以界定，以西方学术范式构建起来的中国文学批评体系并没有失去传统批评之“根”。纵观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批评史研究，罗根泽、郭绍虞、陈钟凡等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求是，他们十分注重对中国传统文论的挖掘，偏重对原始资料的探讨，还原文学批评的“本来面目”，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