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诗大序》言：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经》作为先秦最重要的文学经典著作，体现了古代先民们对语言、情感意志和生活探索的一次伟大尝试。在古代，《诗经》并非是单纯的文学作品，在周公制礼作乐后，《诗经》在承担社会功用方面起到很大作用。本文以试图通过《左传》中对《诗经》的引述展开，从典礼仪式、赋诗言志、娱乐与社会政治生活四方面对《诗经》的社会功用进行阐述。

一、《诗经》与《左传》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产生于三千多年的西周时期，在春秋时期广泛流传于各诸侯国之间，后经孔子去重校订，形成较完善之版本。《论语·阳货》：子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可见孔子早在春秋时期便对《诗经》的社会功用进行了高度概括和赞颂。《左传》是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典型代表，《左传》从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二十六年，对《诗经》中的词句进行大量征引及论述，既保留了《诗经》中的重要篇幅，也为理解和阐释《诗经》的功用提供了重要文字来源。《左传》中引述《诗》达二百余处，广泛出现于各种外交礼节、讽喻劝谏、设宴迎宾、赋诗言志等场合。通过《左传》探讨其对《诗经》的引用，可以更细致的研究后者所承担的社会功用。

二、《左传》中所体现的《诗经》的社会功用

（一）承担典礼仪式

《礼记·礼运》言：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礼乐在西周初年逐渐成为一种统治与教化的工具，同时也是《左传》的核心思想之一。礼原本起于祭祀活动，古人祭祀时多遵循规范，久而演化成礼。如《左传·文公·文公二年》：宋祖帝乙，郑祖厉王，犹上祖也。是以《鲁颂》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礼，谓其后稷亲而先帝也。《诗》曰：「问我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礼，谓其姊亲而先姑也。祭祀在春秋时同样为国家大事，祭祀时不符合固定的顺序极为失礼，这是不明智的，前者引用《诗经》三颂之一的《鲁颂》来说明这一点，后者引《诗·邶风·泉水》，借访亲之序来言说礼制的重要性。

《诗经》承担典礼仪式的功用不仅体现在祭祀方面，还在着装、身份行为等方面有所体现。如《左传·僖公·僖公二十四年》：郑子华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鹬冠。郑伯闻而恶之，使盗诱之。八月，盗杀之于陈、宋之间。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灾也。《诗》曰：『彼己之子，不称其服。』子臧之服，不称也夫。《诗》曰，『自诒伊戚』，其子臧之谓矣。《夏书》曰，『地平天成』，称也。」

此处引用了《诗·曹风·候人》：“彼其之子，不称其服。”与 《诗经·小雅·小明》中的:“心之忧矣，自诒伊戚。”对于前者，郑玄 笺：“不称者言其德薄而服尊。对于后者，杜预注：「戚，忧也。」可见春秋时期的礼节多以等级方式体现，个人身份与着装必须密切相符，否则便是不符礼节。在文中，子臧的服饰与自身的地位身份不相称，所以招致杀身之祸。

又如《左传·昭公·昭公二十一年》：三月，葬蔡平公。蔡大子朱失位，位在卑。大夫送葬者归，见昭子。昭子问蔡故，以告。昭子叹曰：“蔡其亡乎！若不亡，是君也必不终。《诗》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今蔡侯始即位，而适卑，身将从之。”在蔡平公安葬的仪式上，蔡国的太子朱没有站在葬礼中应站的位置上，而是站在下面，于是招来了昭子的叹息。此处《诗》的原意应是“在高位不懈怠，民众将得到安宁。”太子朱的行为违背了君王应当遵守的典礼仪式，这在当时是十分严重的。由此也可见《诗经》所承担的社会功用之大。

（二）赋诗言志

《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春秋时期，各国贵族常在宴饮、外交等活动中进行赋诗活动，他们的赋诗活动并非源于审美目的，而是时常借诗来言志。贵族的“赋诗”活动并不是自身创作产出，他们所用的是现成的《诗》，这在《左传》中多有体现。黄櫄《毛诗集解》：“古人赋诗，断章取义，盖取其临时意之所遇。”《左传》中的赋诗言志大多各取所需，或断章取义，或随心生义，表达自己的志向。如《左传·襄公二十年》所载：“冬，季武子如宋，报向戌之聘也。诸师段逆之以受享，赋《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贿之。归，复命，公享之，赋《鱼丽》之卒章。公赋《南山有台》。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在这段中，季武子赋《小雅·常棣》的第七章和最后一张以回报向戌的聘用，《常棣》的原句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湛。宜尔室家，乐尔妻帑。是究是图，亶其然乎？《诗经》中原句意在歌颂兄弟与夫妻亲密无间、志同道合的家庭关系，而季武子赋此诗则是为了赞扬两国之间的交往之情，笔者认为，此处应是对“兄弟之情”的断章取义，舍弃“妻子”的关系，以“手足”比喻两国之交好。

再如《左传·僖公二十三年》：“他日，公享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请使衰从。’公赋《河水》，公赋《六月》。赵衰曰：‘重耳拜赐。’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衰曰：‘君称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在这里，重耳赋《河水》，秦穆公赋《六月》赠与之。按杜注言，《河水》指河水朝宗于海。重耳赋诗，意指朝宗于秦。

《小雅·六月》原文述周宣王时期尹吉甫北伐玁狁，赞誉尹吉甫的文韬武略，秦穆公赋此诗，意在表明对重耳的重视与勉励。重耳流亡受难，辗转诸国，秦穆公没有轻视他，而是以国君之礼相待，赋诗以赠，重耳也以诗喻志，可见，国君的宽宏大度与臣子的志向均通过《诗经》得以彰显。此处二人的赋诗相比季武子的来说更加明显，季武子的赋诗更倾向于“断章”，而秦穆公和重耳的赋诗则倾向于类比，不过两种方式在言志的效果方面并无太大区别。

（三）娱乐

《诗经》的娱乐功能主要体现在体育运动、聚会歌舞等方面。如《左传·季札观周乐》：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除此之外，季札还见到了《象箭》、《南衡》、《大武》、《韶漤》、《韶箭》等歌舞表演，并感叹《诗经》中乐歌的宏大与精美，为之感叹。在古代，舞与乐是相通的，它们是贵族阶层的统治工具之一，同时也成为了一种为贵族们准备的娱乐性观赏活动。在奏乐时，不同场合所演奏的乐曲也不尽相同，如《小雅·鹿 鸣之什·鹿鸣》常用于国君和臣子宴饮时的娱乐活动，大雅·文 王之什·绵》则是劳动中所演奏的乐歌。

（四）对社会与政治生活的看法

《左传》中经常出现引《诗》来表达对社会政治看法的文章，这些赋诗引句多恰当且鲜明的表明观点。如《左传·昭公六年》：韩宣子之适楚也，楚人弗逆。公子弃疾及晋竟，晋侯将亦弗逆。叔向曰：「楚辟我衷，若何效辟？《诗》曰：『尔之教矣，民胥效矣。』从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书》曰：『圣作则。』无宁以善人为则，而则人之辟乎？匹夫为善，民犹则之，况国君乎？」晋侯说，乃逆之。

晋平公因楚国不迎接韩宣子，自身也不想迎接公子弃疾，后经楚向劝导才派人迎接。这里体现了楚向在政治生活方面的高明之处。晋平公倾向于以教化育人，来达到天下太平的伟大目标，但重耳引《诗》鲜明地指出晋平公存在的问题，即教化是双向的行为，如果君王不学习教化之法并以身践行，那么同样无法要求民众重视教化。

又如《左传·隐公元年》：君子曰：“颖考叔，纯孝也，爱其母，施及庄公。《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其是之谓乎！” 这里通过引《诗》体现了作者对颖考叔尽孝的极大赞扬。孝的观念历史悠久，并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左传》引《诗》的同时能结合实例来叙述，可谓感人至深，体现了对“孝悌”这一社会生活概念的看法。

从坚守信用方面来看，《诗经》中同样有所体现。《左传·召公元年》：“譬如农夫，是穮是蓘，虽有饥馑，必有丰年。且吾闻之：“能信不为人下。”吾未能也。《诗》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信也。能为人则者，不为人下矣。吾不能是难，楚不为患。’”赵文子以农夫为喻，以《诗》为证，说明了坚守信用的重要性，古人多以信用至上，金钱为下，待人以信，方能成为他人的榜样。对《诗》的此种引用，也可以间接达到教化世人的效果。

通过左传所引之诗，我们可以从中窥探诗经的社会功用，这其中既有较为原始的诗义，也有个人对《诗》的重新阐释，《诗经》可以为士大夫赋诗言志，也可用来治国安邦，推行教化，它不仅在当时起到重要的社会作用，在当代仍有许多社会价值以待挖掘。

参考资料

高亨．诗经今注·诗经筒述[M]．上海：上海占籍出版社，1980：1．

李山《诗经的文化精神》，东方出版社 1997 年版。

沈玉成.左传译文[M].北京：中华书局，198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