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李大钊《史学要论》

发布于 2019-06-29  243 次阅读


摘 要

《史学要论》是李大钊系统阐释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本重要著作,它于1924年出版,从理论上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道路,并有力推动了20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发展。本文以史学要论为基础,对李大钊的唯物史观研究方法、全书体系进行评述和探讨。

本文首先介绍了《史学要论》的成书背景,包括波诡云谲的国际环境、破旧立新的史界革命、心怀天下的责任使命三个方面。

其次,论述《史学要论》所体现的历史观,从“历史”的基本概念、历史发展的规律与动力、历史、哲学与历史哲学、历史学与社会学展开。

再次,论述《史学要论》所体现的史学观,就书中史学研究的对象、方法、目标、作用四部分展开。

最后,对《史学要论》的局限性进行探讨。

*关键词:*史学要论;李大钊;唯物史观

一、《史学要论》背景述略

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成书于1924年,他的思想受到当时的国际环境、国内环境以及个人因素等多方面影响,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探讨《史学要论》的内容之前,须详细了解它所处的时代背景。

(一)波诡云谲的国际环境

20世纪初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垄断组织的出现使得资本主义的财富得以大量累积,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出现的不平衡问题、殖民问题等促成了一战爆发。当时的中国处于各国列强瓜分统治之下,先进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资本主义的许多弊端:过度消耗破坏资源、忽视践踏人权、人性的异化与沉沦……洋务运动以来效法西方的知识分子们也不得不对西方制度重申审视。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曙光。十月革命让中国看到了一种不同于传统资本主义的道路,即马克思主义,李大钊作为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批人之一,他深刻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亡图存理论的先进性、前瞻性,这也使得他此后的一系列论著都紧紧围绕着马克思主义展开。

(二)破旧立新的史界革命

自洋务运动至辛亥革命,中国学习西方经历了器物、制度、思想文化三个层面,西方文化不断涌入中国,对史学传统也造成了巨大冲击。对此,梁启超先生痛心指出:“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刻不容缓也。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不可救。”梁启超先生认为,传统的中国史家以君王为天下,其所著史书无一为国民而著,以此对传统史学展开猛烈抨击,提出了“新史学”这一命题。受新史学观念的影响,大批知识分子开始吸收多元的史学理论,为救亡图存而奋斗,李大钊先生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将其作为拯救中国的一剂良方。实践证明,李大钊先生是极具远见卓识的。

(三)心怀天下的责任使命

李大钊先生的一生与中国坎坷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他学贯中西、博览古今,自幼熟读百家典籍,明晰中国历史;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与早稻田大学的求学生涯又使他对世界局势有极为深刻的把握。1916年,李大钊创办《晨钟报》,激励青年奋勇向前,同时对社会现象针砭时弊,由此可见李大钊先生的才德兼备。

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李大钊先生以敏锐的洞察力和强烈的责任感,深刻洞悉各种理论的本质,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相继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新纪元》等文章,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4年,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史学要论》正式出版,成为李大钊先生最重要的史学论著之一。

二、破历史之“旧”

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20世纪新史学思潮下出现的一本理论著作,唯物史观的运用使得此书区别于传统的中国史学著作。它标志着中国史学开始逐渐与封建传统相脱离,并发展成为历史科学。李大钊指出:“今日的历史学,即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史学的主要目的,本在专取历史的事实而整理之,记述之;嗣又更进一步,而为一般关于史的事实之理论的研究,于已有的记述历史以外,建立历史的一般理论。严正一点说,就是建立历史科学。”李大钊所处的时代正直中国史学变革之际,而他本人正是变革的有力推动者,他在《史学要论》一书中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总结历史和历史学,破除了既往理论的诸多弊病。

(一)“历史”的基本概念——历史与历史事实的区分

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李大钊用唯物史观对“历史”的基本概念进行了界定。首先,“历史”与“历史记录”是不相同的,诸如《史记》等中国史书,大多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论述,但这些内容大多只是“史料”,从前对“历史”的定义属于对“历史记录”的定义,而根据唯物史观来看,历史是活的、生动的,包含着社会的方方面面。李大钊在此重新将“历史”一词提出,并非是想重新定义“历史”,强行向唯物史观靠拢,而是“历史”这一概念,在古代中国并没有被科学的阐释过。纵观先秦儒家典籍,其往往蕴含着孔子“述而不作”的观念,许多史家在撰写史书时,经常奉四书五经或先贤之著为经典,这也导致他们所著的内容大多遵循前代的范式,多载史事,少有创新。李大钊认为:“历史是亘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的全人类生活.换句话说,历史是社会的变革,再换句话说,历史是在不断的变革中的人生及为其产物的文化。”历史是不断变化的,在不同时代,对待历史大事态度也并非完全一致,所以,“历史”这一概念不只局限于“政治性”的记录。李大钊阐明了历史在时间上的整体观念,即“过去、现在、未来”三者是不可割断的,而整个历史又是变化的、进步的。历史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把历史和社会相联系的历史,很大程度上让“死板”的历史变得鲜活了,使历史重新焕发生机。李大钊对“历史”这一基本概念的阐述使人们用更宽广的眼光来对待历史,而不是对着众多史书去探寻历史,同时也能使人们将眼光聚焦于当下,聚焦于“活的历史”,这是李大钊对“历史”这一概念的革新。

马克思主义认为,规律是客观的、普遍的,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能够认识并利用规律。李大钊吸收了这一观念,并在《史学要论》中指出:“世界一切现象,无能逃于理法支配者。人事界的现象,亦不能无特种的理法,惟俟史家去发现它,确定它了。”这里的理法”指客观规律,即使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易寻测,但只要证明其间的种种规律,便能求得一个普遍的理法,这也为下文历史理论的展开奠定了基础。

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这一问题,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李大钊在书中也对此有所体现:“一个智识的发见,技术的发明,乃至把是等发见发明致之于实用,都是像我们一样的社会上的人人劳作的结果。”就中国古代史书而言,史书大多由皇帝身边的史官所著,它们的视角难免倾向于“皇帝”这一主线,或是只存在于“英雄”当中,很少会有与人民群众有关的历史。李大钊彻底否认了“圣人、上帝、皇天”等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将视角转向了人民,即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共同创造出来的。英雄史观反映的历史是麻木的、泯灭人性的,人民如若将此种历史奉为圭臬,那么社会将难以进步,人民自身也会陷入自怨自艾、感恩颂德的异化状态;唯物史观下的历史是鲜活的,是螺旋式上升的。李大钊认为唯物史观可给人民以“乐天努进”的人生观,意即如此。

李大钊对英雄史观的否定,与梁启超有相似之处。梁启超在《新史学》中斥责封建历史为“帝王之谱牒”、“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李大钊也着重批判了帝王将相历史的弊端,但李大钊相比梁启超而言批判地更加彻底,他在否定旧史后,直截了当的指明了历史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强调人民群众对于社会历史的重要作用;梁启超在《新史学》一书中用民主运动的失败来侧面阐述人民群众的力量,并未直接肯定人民群众,这是由于梁启超出身资产阶级,无法对人民群众进行深刻认识所导致的。李大钊出身无产阶级,少了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自然可以将这一概念“拎”得更清、更透彻。

(二)历史与其它学科的关联性

《史学要论》不单单是一部论述历史理论的书籍,它还阐明了历史这一学科不是孤立性质的,而是与诸多学科有关联,理解历史与其他学科的关联,才能从深层角度认识历史。在《史学要论》第五部分中,李大钊着重对“哲学与史学的关系”、“历史哲学的研究”、“历史学与社会学”三个问题进行阐述。李大钊认为史学的研究方法与哲学有关:“史学研究法与一般论理学(含有认识论及一般方法论)或智识哲学有相关涉的地方。”这种区分显然是必要的,可以对历史与哲学的性质进行辨别,避免考察方法的混用。历史哲学不是历史学的一部分,应该是哲学的一部分,但二者并非完全割裂,历史科学是一种经验性的东西,历史哲学更侧重于“形而上”的层面,但就本质而言,哲学、历史和历史哲学都是对自然、社会知识和经验的总结发散,《史学要论》一书中有明显割开几种概念的倾向,虽然可以辨明历史研究与哲学研究等相关关系,但在某种程度上也缺少了总体关系的把握。

关于历史学与社会学,李大钊首先论述了历史学与社会学是否等同。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对象均是社会,但历史学的目的在于“考察人类社会生活的经历及其变革”,而社会学的目的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结合及其组织”;历史学以纵向研究为主,社会学以横向研究为主。所以,历史学与社会学相资相倚,但有所区分。李大钊在书中提到了社会学、哲学等学科,这在当时是十分罕见的,很少有人能从宏观角度对历史进行整体把握,但《史学要论》一书中并无对哲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系统介绍,仅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进行对比。其次,李大钊在诸多学问中着重强调哲学与史学的关系,意在为引出“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两个概念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如何研究历史哲学和历史科学这一问题,李大钊在书中并未作出方法论的表述,这是本书较为遗憾的一点。

三、辟史学之“径”

在史学研究方面,李大钊着重论述了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标、作用等问题,基本形成了一套基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较为系统的理论,为中国近代史学研究开辟了一条旗帜鲜明的道路。

(一)史学研究的对象

在《史学要论》第一部分“什么是历史”中,李大钊明确指出了历史是社会的变革,是不断变革当中的人生和人生的相关产物的文化,这说明史学研究应当着重于社会的变革。“马克思认为,以经济为中心纵着考察社会变革的,为历史学。”研究历史不应该抛弃社会,因为社会中有文化,有生产文化的人,对社会变革的纵向考察,是科学地研究史学的基本条件。弗里曼曾说,“历史就是过去的政治,政治就是当前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史书偏于从政治方面考察历史,但政治乃是与主权者相关的行为,如果只把政治的历史当做历史,那么很可能会出现前文所述之“麻木的、泯灭人性的历史。”《史学要论》对史学对象的研究,开拓了中国史学界的整体视野,在李大钊之前,以康有为等人为代表的史学家受洋务运动的影响,大多将史学摆在“经世致用”的地位,这一转变受当时现实条件的影响,同时也带有鲜明的“功利”色彩。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同样带有这种色彩,这与当时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但李大钊的史学理论实现了从进化论向无产阶级唯物史观的

客观上促进了史学的近代化。李大钊的史学研究方法继承了唯物辩证法精髓,辩证法强调普遍性与特殊性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它在第二部分指出:“今日的历史,不但记述偶然发生的事变,而且记述状态的变迁与沿革;不惟注意例外异常的情形,抑且注意普通一般的事象。”历史的研究不应该只关注于大事、偶事,还应该注意一般的变迁与事象,这体现了普遍性与一般性的区别,同时也要注重二者的相互依存和联系。可以说,李大钊先生的远见卓识,对于近现代乃至当代史学研究都有非常深刻的启示,这一观点是不会过时的,因为离开了一般性,历史将是某些人的历史;离开了特殊性,历史将是不完整的。

(二)史学研究的目标与作用

史学研究的目标不仅在于研究那些特殊的史实,还要研究史实背后的一般的理法,总结起来,史实与理法是李大钊史学研究的核心目标。以往的史学研究大多偏重前者,而对理论的考察不甚重视,这种单纯的记述不利于史学理论的发展。史学理论的研究在当时正处于萌芽阶段,而李大钊先生的史学观念在当时是超前的,也为此后中国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明晰的道路。

《史学要论》的第六部分主要论述了现代史学对人生态度的影响。学问作为文化和知识,必定于人生有用,如李大钊先生著《史学要论》,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为了在灰暗的社会中寻得破旧立新、救亡图存之曙光,现代史学的研究,对人生态度也大有影响。

史学研究可以养成尊疑重据、求真治学的宝贵态度。一种学问是否可信,必须以怀疑的态度审视其本,用探索的精神求得答案,只有在求真的过程中脚踏实地、才能不断接近真理。史学研究如此,其他学问的研究亦如此般。同时,现代史学的研究可以使人寻找到人生与世界的乐趣。前文提到,唯物史观的研究使中国的历史学由英雄史观转移到群众史观,而这种观念的转移必然会使人民摆脱以往“拜古”、“悲观”的观念,从而塑造一种光明的人生观,这也是李大钊创作《史学要论》的一个重要目的。他在结尾写道:“吾故以此小册为历史学作宣传,煽扬吾人对于历史学研究的兴趣,亦便是煽扬吾人向历史中寻找人生、寻找世界、寻找自己的兴趣。”当然,对历史的研究必须以科学理论为指导,这是不言自明的。如今看来,李大钊的史学理论开辟了史学研究的新路径,这似乎是李大钊的史学研究对中国史学发展的一大贡献,而求真治学、人生态度方面则是锦上添花,似乎不被人们所重视。其实史学对于人生和治学方面的作用贯穿于史学研究的方方面面,更是一种“内化于心”的体现,恰是史学研究必不可缺的部分。

四、《史学要论》的局限性浅析

《史学要论》一书将中国的史学研究提升到“科学”的地步,但受限于时代环境,此书仍有一些缺陷。首先,对于历史理论和史学理论,全书并无明确区分。瞿林东指出:“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其内涵却是不同的。前者是指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问题。譬如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历史人物的评价、历史的创造者,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等等问题均属这一类。后者则是同历史学有关的理论问题。”可见,历史理论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和规律的认识,而史学理论是对历史学的认识,在《史学要论》一书中,李大钊先生多用“历史理论”一词来阐释问题,如“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但其中也不乏与“史学理论”相关的问题。其次,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在第一部分论述了经济对社会变革的影响,但对于反作用则没有提及,这也是李大钊的史学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遗憾之处。李大钊在《史学要论》的第一、第二部分着重强调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性作用,但对于反作用则缺乏一些详细的论述,同时,第一部分对“历史”进行定义时,对中国古代史书的批驳有些过重了,反过来说,李大钊并未过多肯定古代史书的一些合理之处,但总体来说,《史学要论》对中国现代史学的开创性是功不可没的。

结语

《史学要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它是近代以来有识之士利用先进理论救亡图存的一个缩影。自此书出版以后,中国史学才真正在近代化的路上实现重大突破。尽管该书存在一定的时代局限,但它实实在在的开拓了中国史学理论的一个新领域。李大钊先生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证明了他的正确性:马克思主义是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史学要论》同样如此。

参考文献

(一)相关论著

[1] 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北京出版社, 1999年。

[2] 张文生:《李大钊史学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3] 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24页。

[4] 李守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史学要论》,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5] 庞卓恒:《西方新史学述评》,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

(二)相关学位论文

[1] 汪凤琼:李大钊《史学要论》的史学理论成就,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

[2] 李霞:《史学要论》与《历史哲学教程》的比较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年。

(三)相关期刊论文

[1] 周㚥:《李大钊的历史观古今观人生观》,《党史文苑》2004年第2期。

[2] 瞿林东:《再谈史学理论与历史理论》,《学习与探索》2016年第12期。

最后更新于 2023-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