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诗化散文

发布于 2018-06-03  156 次阅读


“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九百多年前的中国,诗人苏轼用这样一句诗来描写他之于海棠花的深情。九百多年后的今天,读罢汪曾祺的散文集,我的脑海中也浮现出这样一句,觉得用它来比喻书中作者对一切自然景物,对本心与本性的热爱与深情,恰有贴合之处。汪曾祺的胸怀和深远的思想就犹如深夜中的明烛,洗涤这个时代人们浮躁的内心。

喜欢读汪曾祺,其一是源于他是沈从文先生的弟子,对他有了一分好奇心;其二是老师上课经常提到汪老,从此开始了对汪曾祺的关注。汪先生说过:“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而现代社会求的就是和谐,细读过他作品的人都知道,人情里细腻的东西,就被他这么三言两语都抠出来了,就像一个温婉的老人同我们叙述那些往事,轻盈、优雅、发人深省,无论是喜悦的还是悲伤的、在他那里都成了俭省、疏放、淡远的笔调。如小说《受戒》用笔简练,寥寥数语便清淡优雅的描绘出爱情与乡俗等场景,多一字显俗,少一字不可,更无法改写成其他形式,明子与小英子童真的对话,足以显示出汪老用笔的细腻独到,充满童心与纯真,这也是我极为崇拜的一点。

先生在文章里谈了很多,讲到了他的父母亲,讲到了故乡的风物习俗。先生的文字很清新,隽美而不失情韵,弥漫着文人的志趣。而我感触最深的是他对往事深厚的情感和惊人的记忆力。在回顾从前的家时,他这样写道:“从科甲巷口到竺家巷口,计有这么几家店铺:一家豆腐店,一家南货店,一家烧饼店,一家棉席店,一家药店,一家烟店,一家糕店,一家剃头店,一家布店。”

尽管时隔多年,但旧时家门口的店铺,先生却依旧能够如数家珍。家里的后花园,堂屋里的老爷柜,甚至儿时的小花灯,他全都历历在目。他写他的父亲,动情地回忆汪老先生的才趣,刻印章、扎风筝、拉胡琴……老先生的一举一动仿佛就在读者面前,汪曾祺先生与父亲的深厚情感也透进了读者的心里。文章就像一幅细细密密的工笔画,向人们绘声绘色、不急不缓地讲述着高邮的风土人情。

汪先生早年的文章,有很多受西方意识流流派影响,冗长的环境描写及华丽辞藻的堆砌,淹没了关于人物和故事的仅有的寥寥数笔,很是晦涩难懂。比如他年轻时写的短篇《葡萄上的轻粉》,全篇都以对话构成,也无主人公,如在呓语,让人不知所云。当然,他早年的一些小说常常构造一个比较狭小的时空,以较小的篇幅展现一个极短时间内的故事剪影,虽然阅读时要颇多费些脑力,但也给人一种别样的隽永,这类代表有他1941年写的《寒夜》。

从汪老晚年的写作高峰向前推十年,正直动乱时期,汪老被打成右派分子,没有时机创作,十年后的散文,几乎刨除了所有与政治有关的因素,显得那么淳朴,有一种超然物外之感。汪老从不在乎那些身外之物,因为这些物质在时光的冲刷下终会锈迹斑驳,失去光泽,也便失去了意义。他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在文章中几乎无迹可寻。是的,汪老就是这样一个淡泊名利的人,简朴的生活在土地上,并诗意的描绘万事万物。如果说写作有两种作用:一种是“明理”,一种是“见性”,二者只能二选一,我则乐于选择“见性”。明理的目的,在于用,而我常对“功利性之用”抱有不够友好的想法,人若然连自我都找不到,明理究竟“用有何用”?见性没有目的,它是人的性情的自然流露,是一种心灵的向往,有方向,但没有目标。汪曾祺年轻时对待人生,不完全是豁达的态度,他的一生并不顺利,也经历过彷徨与挫折,在寻不到工作时,汪曾祺近乎自暴自弃,导师沈从文写信给他说,你这样哭哭啼啼算什么,你还有一支笔!

他用八个字概括沈从文的一生:“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几乎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诚实写照。汪曾祺作为一个文人,与导师沈从文一样,从容的驾驭文字,他们用真性情、真感觉写作,这点在汪老的回忆录中有具体体现,他们经常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或是角落中,或是大树下,用一张张方格纸写作。他的作品来源于心,来源于生活给予他的复杂情感,所以我们至今阅读起来仍有感怀,我时常感叹我写不出那样深刻的文字,那样富有禅意的情景,究其原因,原来是我对生活的体验太少,阅历仍浅啊!

我喜欢阅读汪曾祺的作品,因为他是一个阅历极为丰富的人,他览过各地之景,识得众人之情,也尝过各地的美食,才能抓住笔下人与事的神韵,进行精心刻画。汪老如同庄子,自在逍遥,无欲无望,而他对生活并没有厌倦,个中滋味,努力去一一品尝。只有年轻时有充足的阅历,到老才不至于在精神上干瘪,才能如汪老一样,追忆赏心乐事,泡一杯香茗,赏一抹红霞,在闲适中回味此生。

汪老的散文结尾一般较为简洁,其中又蕴含着若隐若现的抒情之心。就像《咸菜茨菇汤》中写得那样:“我很想喝一碗咸菜慈姑汤,我想念家乡的雪。”一些人写文章专门追求华丽的辞藻,借此来显现自己的文学素养,殊不知,汪老这样简朴的抒情却更能打动读者。他笔下的爱情故事也值得称道,明海与小英子纯洁的恋爱、巧云爱上没钱没出息的十一子……爱情在他的笔下是美好的,它不容亵渎,也无法让人亵渎。当年汪先生正直青年,偶遇施松卿,知音难觅,惺惺相惜,喜结连理,吃罢两碗面遍算作结婚。朴素淡雅,他的人生一如他的作品.

汪先生在《有味》中说,他小时候喜欢到处走,到处去看。写作以实践为基础,生活就是实践的一部分,我们对生活应该时刻保持热情,并动笔记录那些美好的瞬间与回忆,喜欢一个人就去追求,喜欢一件事就去坚持做下去,赏景、做菜、交人,像汪老一样,把生活过成诗化般的散文,就足够了。当我去读汪老有关美食的散文时,更真切地体会到这一点。他对美食的眷恋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对故乡的思念,吴中特有的莼菜、鲈鱼使他想起莼鲈之思。在《老味道》中,他写道:“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 对文化也应该这样。”汪老虽出生于南方,但对各地的美食均有涉猎,达到精通的程度。俗话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在《四方食事》中便谈到对口味的理解,还对“切脍”这一概念引经据典,根据河豚等海鲜进行细致的分析。他品尝的食物来自大江南北,而食物又是每个人生存必须依赖的东西,食物之外,处处可以体现汪老热爱生活,热爱现实的态度、广阔的度量与胸襟,这是对生命的精心雕琢,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汪老随着年纪的增长,总在不知不觉地、慢慢地收起一颗云游四海的心,随之会经常冒出一种回归的心态。尽管不知道归之何处,但总觉得是走在回归的路上。归途也许意气风发,满载而归;也可能是饱经沧桑、满怀凄惶,归乡情怯。不管是哪一种情形,去路已是归路,脚步已停不来。回归,当归于何处呢?人生的终极归宿在哪里呢?回到乡下或居于城中,恐怕都是一些答非所问的问题。汪老一生云游各地,有过对家乡的眷恋,有过对老北京生活的怀念。在空间上居于何处并不要紧,关键是内心深处如何来评价自己,这个评价以及自己对这个评价所持的态度,才是自己真正的归宿。我觉得汪老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是很高的,从他的散文中便悉知,读者读过后有一种愉悦的情绪,也可以体会到汪老对日常的欣喜与向往,他随遇而安,也直面生活。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像一幅幅风俗画。汪老的这种淡雅平和的文风,在如今这个人人争相表达观点的时代,肯定难成为主流,而避免情节的尖锐矛盾有时也的确会影响作品给人的冲击力,若非细细品尝,有时可能会有看不下去或印象不深的感觉。北大有些青年学者称汪老的散文为“士大夫文化下熏陶出的作品”,这其中不乏贬义,但在我看来,这种和平淡雅的文风正体现了一种洒脱开放的胸襟。所以,读他的作品,需对文字细读、精读,从内心品味文字的韵味,不只读散文如此,我们读所有有价值的书都应该如此。

我觉得汪老很多时候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孩子气”。他经历了那么多,却依然熟记很多东西,菜是什么味道的,卧室里插了什么花、师生间亲切的对话……一个平庸的人,忙忙碌碌走过一辈子,是什么也不会留下的,而汪老像一个小孩子,对经历过的事物充满回忆,对悲喜豁达开放,想必这是人性至高至美的一面。人生之路起初看起来无比漫长,困难重重,充满着不确定性,待到年纪增长,一切渐已尘埃落定,我们也许才发现,原来人生之路一直是倒着走的:我们苦苦追求的目标,其实就摆在我们小时候的玩具盒子里。我们后来所走过的路,就象做一道几何题目,在不断地、不断地论证,而结论其实早已写在前边。又象某位哲人所说那样:一切哲学上的问题,都是为了回答了童年的疑问。

我不太赞同“字如其人”的观点,字体的书写可以经过后天的训练,字写得俊秀人也一定俊美的说法其实做不得数。但“文如其人”的观念倒是有点意思。除非刻意为之,在我看来,人们文章的风格,尤其是散文,与各人的性格多有关联。一篇真情实意的散文是很能看出笔者的心境的。天性温和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多数是平和的;一腔热血者的文章则不太会显得消沉;幽默乐观的人也不太会写出无尽悲伤、沉痛的文字。回顾汪先生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他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一个重情重义,心地极为善良的人,这与他的文风如出一辙。汪老是一片云游四方的、独特的树叶,即便飘落大地时的姿式看起来与其它的树叶没有什么不同,但这看起来一样的飘落过程,并不能改变他一生成长的过程和内在志趣。换到人的角度看,也就是初心不同。初心不同,结果殊异。人如其文,汪老的一生是精彩的,他的散文、散文化小说之所以为人称道,恰恰在于他活出个性,不改初心,活出自己的精彩。他晚年的散文,以昆明为写作背景的篇目很多,因为他晚年曾再次访问昆明,得以细致的观察生活,然后对生活进行思索。他描写昆明风景的散文,既体现了对自然的热爱,又传递了一个文人所具有的谦逊的性格。他在《翠湖心影》中这样写道:“除了到昆明图书馆看书,喝茶,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到翠湖去"穷遛"。这"穷遛"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名一钱地遛,一是无穷无尽地遛。"园日涉以成趣",我们遛翠湖没有个够的时候。”他以平直的语言将翠湖的文化风物呈现给读者,平实的记叙更像一种随笔,这种随笔式散文往往能更好的融入生活,从生活中提取一种超然的价值。年龄的增长使汪老阅历丰富,但唯一不变的,是他温婉的文人气质,与浑朴自然的心性。

北宋文学家苏轼的《答谢民师书》这样谈及散文与创作:“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汪曾祺的散文顺其自然、故可描绘出丰富多样的姿态 。我想汪曾祺先生能把故乡的一草一木记得如此真切,是因为那是亲身经历过的一草一木,也是他心中万分珍视的一草一木。作为一个文学专业的学生,我想我也应该像汪老一样,永远持童稚之心,对生活保有一贯的热情吧!

最后更新于 2023-0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