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法籍华裔剧作家，千禧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很多00后们都没有听过此人，因为他以政治避难的身份加入法国国籍，并写作《灵山》等带有反党色彩的著作，招致大陆封杀。我这么说难免会使你生成一个印象，即高行健，中国的叛徒、反党分子等一系列反面遐想。读完它的剧作和小说，你会发现，他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坏。一个孤儿，被大陆抛弃的孤儿，虽然他自己不这么觉得，他对大陆没有感情，只不过是一直流浪的鸟，从一个地方飞到另一个地方，回首已无故乡。实话说，我们的民族缺乏一种自省意识，仍未能正视犯下的错误。战后德国总理的“华沙之跪”，是对整个民族罪恶的深切反思，跪下一个人，站起了整个德国。反思一下吧，我们知道现在仍未公开那段历史，也未能让作家的笔深刻触及到那段吃人的苦难，文化的荒年。如我有生之年能看到我们民族对过往历史的负责与正视，那一定是民族的精神真正强大的时刻。

八十年代末。高行健因某事件退出中国共产党，1990年的剧作在瑞典首演，触怒中国高层，查封了他的住所，这才有了之后的经历与著作，长篇小说《一个人的圣经》便与此段经历有关。这个诺奖之所以不被官方承认，有一定政治因素在内，我支持这个看法，但不做细究。刚才提到戏剧，高行健对中国的戏剧发展其实有很大贡献，《车站》《绝对信号》作为无场次话剧，对中国探索戏剧发展产生一定影响，他的“推倒第四堵墙”、“表演的三重性”等理论也为日后戏剧发展提供借鉴。

一个人的圣经

长篇小说，大体描写了文革到香港回归这一时期的大陆与香港、作者与多个女人性爱的状况。小说全篇用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的口味代替自己，开篇便赤裸的描写性爱，可以说，女人穿插于整个书中。他把自己融入文革这场灾难，得到的只是恐惧，他有一个完全密闭的空间、与世隔绝的地方，但一切不过是幻想。整本小说透露出人生的悲凉，难以言喻的重压。

这里的性不是肮脏的，他需要女人，在某种程度上需要安抚，需要女人同样需要的安全感。这安全感的缺失，则是来源于十年的泥沼，整个国家都处于一个精神威压的红色恐惧中。纵使回到香港，回到巴黎，他的心中也无法摆脱压抑之感。

他唯一的快乐时光，来自于美好的童年，但与之后的生活相比，那一点点微光马上就被黑暗吞噬了。当所有人都变成步伐整齐、言行一致的面具人时，你的底气若有一丝不足、步伐稍微凌乱，第二天你便不再是这游行队伍中的一员，反党反革命的帽子将会高高的扣在你的头颅上，运气好的话，他陪你度过那十年，不好的话，他在土里陪你一起永生。

我的姥爷曾是地主，但他非常善良，在文革中被吊在树上逼问，没收财产，落下一身病痛。那段记忆对于我们这一代是遥远的，但正因如此，才需要被我们铭记，不至于遗忘。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一个民族也不可能永远顺利驾着历史的车轮行进，把车停下来，回头看看，那的确是我们某个时候应该做的。

关于流浪

这本书与流浪有很大关联，作者与祖国抛弃了联系，可以说断绝了所有感情联系，他是一个纯粹的流浪者，徘徊于世界各地，与各种女人做爱，不过是缓解内心的焦虑与空虚，寻求某种肉欲上的满足。流浪这等趣事，我也想过。作为趣事，自然建立在饭饱的基础上。去散散心，走到哪里都行，去接触黑暗，做一些不敢做的事，放纵自己，藉以寻找庇护，同真正爱的女朋友在某个地方温柔的、放肆的做爱——如果他愿意同我这个看起来不算有趣的人共度良宵。这点我可与书中不同，比起他的有欲无爱，我至少不会把欲望强行施加给我最爱的人。最后，不论到哪里，总还留着一条命，回家给亲人交待，也许不算好，但你会看见，我努力的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