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九百多年前的中国，诗人苏轼用这样一句诗来描写他之于海棠花的深情。九百多年后的今天，读罢汪曾祺的散文集，我的脑海中也浮现出这样一句，觉得用它来比喻书中作者对一切自然景物，对本心与本性的热爱与深情，恰有贴合之处。汪曾祺的胸怀和深远的思想就犹如深夜中的明烛，洗涤这个时代人们浮躁的内心。

喜欢读汪曾祺，其一是源于他是沈从文先生的弟子，对他有了一分好奇心；其二是老师上课经常提到汪老，从此开始了对汪曾祺的关注。汪先生说过：“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这是一个作家的气质所决定的，不能勉强。”而现代社会求的就是和谐，细读过他作品的人都知道，人情里细腻的东西，就被他这么三言两语都抠出来了，就像一个温婉的老人同我们叙述那些往事，轻盈、优雅、发人深省，无论是喜悦的还是悲伤的、在他那里都成了俭省、疏放、淡远的笔调。如小说《受戒》用笔简练，寥寥数语便清淡优雅的描绘出爱情与乡俗等场景，多一字显俗，少一字不可，更无法改写成其他形式，明子与小英子童真的对话，足以显示出汪老用笔的细腻独到，充满童心与纯真，这也是我极为崇拜的一点。

先生在文章里谈了很多，讲到了他的父母亲，讲到了故乡的风物习俗。先生的文字很清新，隽美而不失情韵，弥漫着文人的志趣。而我感触最深的是他对往事深厚的情感和惊人的记忆力。在回顾从前的家时，他这样写道：“从科甲巷口到竺家巷口，计有这么几家店铺：一家豆腐店，一家南货店，一家烧饼店，一家棉席店，一家药店，一家烟店，一家糕店，一家剃头店，一家布店。”

尽管时隔多年，但旧时家门口的店铺，先生却依旧能够如数家珍。家里的后花园，堂屋里的老爷柜，甚至儿时的小花灯，他全都历历在目。他写他的父亲，动情地回忆汪老先生的才趣，刻印章、扎风筝、拉胡琴……老先生的一举一动仿佛就在读者面前，汪曾祺先生与父亲的深厚情感也透进了读者的心里。文章就像一幅细细密密的工笔画，向人们绘声绘色、不急不缓地讲述着高邮的风土人情。

汪先生早年的文章，有很多受西方意识流流派影响，冗长的环境描写及华丽辞藻的堆砌，淹没了关于人物和故事的仅有的寥寥数笔，很是晦涩难懂。比如他年轻时写的短篇《葡萄上的轻粉》，全篇都以对话构成，也无主人公，如在呓语，让人不知所云。当然，他早年的一些小说常常构造一个比较狭小的时空，以较小的篇幅展现一个极短时间内的故事剪影，虽然阅读时要颇多费些脑力，但也给人一种别样的隽永，这类代表有他1941年写的《寒夜》。

从汪老晚年的写作高峰向前推十年，正直动乱时期，汪老被打成右派分子，没有时机创作，十年后的散文，几乎刨除了所有与政治有关的因素，显得那么淳朴，有一种超然物外之感。汪老从不在乎那些身外之物，因为这些物质在时光的冲刷下终会锈迹斑驳，失去光泽，也便失去了意义。他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在文章中几乎无迹可寻。是的，汪老就是这样一个淡泊名利的人，简朴的生活在土地上，并诗意的描绘万事万物。如果说写作有两种作用：一种是“明理”，一种是“见性”，二者只能二选一，我则乐于选择“见性”。明理的目的，在于用，而我常对“功利性之用”抱有不够友好的想法，人若然连自我都找不到，明理究竟“用有何用”？见性没有目的，它是人的性情的自然流露，是一种心灵的向往，有方向，但没有目标。汪曾祺年轻时对待人生，不完全是豁达的态度，他的一生并不顺利，也经历过彷徨与挫折，在寻不到工作时，汪曾祺近乎自暴自弃，导师沈从文写信给他说，你这样哭哭啼啼算什么，你还有一支笔！

他用八个字概括沈从文的一生：“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几乎是当时知识分子的诚实写照。汪曾祺作为一个文人，与导师沈从文一样，从容的驾驭文字，他们用真性情、真感觉写作，这点在汪老的回忆录中有具体体现，他们经常在某个不起眼的地方、或是角落中，或是大树下，用一张张方格纸写作。他的作品来源于心，来源于生活给予他的复杂情感，所以我们至今阅读起来仍有感怀，我时常感叹我写不出那样深刻的文字，那样富有禅意的情景，究其原因，原来是我对生活的体验太少，阅历仍浅啊！

我喜欢阅读汪曾祺的作品，因为他是一个阅历极为丰富的人，他览过各地之景，识得众人之情，也尝过各地的美食，才能抓住笔下人与事的神韵，进行精心刻画。汪老如同庄子，自在逍遥，无欲无望，而他对生活并没有厌倦，个中滋味，努力去一一品尝。只有年轻时有充足的阅历，到老才不至于在精神上干瘪，才能如汪老一样，追忆赏心乐事，泡一杯香茗，赏一抹红霞，在闲适中回味此生。

汪老的散文结尾一般较为简洁，其中又蕴含着若隐若现的抒情之心。就像《咸菜茨菇汤》中写得那样：“我很想喝一碗咸菜慈姑汤，我想念家乡的雪。”一些人写文章专门追求华丽的辞藻，借此来显现自己的文学素养，殊不知，汪老这样简朴的抒情却更能打动读者。他笔下的爱情故事也值得称道，明海与小英子纯洁的恋爱、巧云爱上没钱没出息的十一子……爱情在他的笔下是美好的，它不容亵渎，也无法让人亵渎。当年汪先生正直青年，偶遇施松卿，知音难觅，惺惺相惜，喜结连理，吃罢两碗面遍算作结婚。朴素淡雅，他的人生一如他的作品.

汪先生在《有味》中说，他小时候喜欢到处走，到处去看。写作以实践为基础，生活就是实践的一部分，我们对生活应该时刻保持热情，并动笔记录那些美好的瞬间与回忆，喜欢一个人就去追求，喜欢一件事就去坚持做下去，赏景、做菜、交人，像汪老一样，把生活过成诗化般的散文，就足够了。当我去读汪老有关美食的散文时，更真切地体会到这一点。他对美食的眷恋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对故乡的思念，吴中特有的莼菜、鲈鱼使他想起莼鲈之思。在《老味道》中，他写道：“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 ‘南甜北咸东辣西酸’, 都去尝尝。对食物如此, 对文化也应该这样。”汪老虽出生于南方，但对各地的美食均有涉猎，达到精通的程度。俗话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他在《四方食事》中便谈到对口味的理解，还对“切脍”这一概念引经据典，根据河豚等海鲜进行细致的分析。他品尝的食物来自大江南北，而食物又是每个人生存必须依赖的东西，食物之外，处处可以体现汪老热爱生活，热爱现实的态度、广阔的度量与胸襟，这是对生命的精心雕琢，也是对自己的尊重。

汪老随着年纪的增长，总在不知不觉地、慢慢地收起一颗云游四海的心，随之会经常冒出一种回归的心态。尽管不知道归之何处，但总觉得是走在回归的路上。归途也许意气风发，满载而归；也可能是饱经沧桑、满怀凄惶，归乡情怯。不管是哪一种情形，去路已是归路，脚步已停不来。回归，当归于何处呢？人生的终极归宿在哪里呢？回到乡下或居于城中，恐怕都是一些答非所问的问题。汪老一生云游各地，有过对家乡的眷恋，有过对老北京生活的怀念。在空间上居于何处并不要紧，关键是内心深处如何来评价自己，这个评价以及自己对这个评价所持的态度，才是自己真正的归宿。我觉得汪老对自己一生的评价是很高的，从他的散文中便悉知，读者读过后有一种愉悦的情绪，也可以体会到汪老对日常的欣喜与向往，他随遇而安，也直面生活。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像一幅幅风俗画。汪老的这种淡雅平和的文风，在如今这个人人争相表达观点的时代，肯定难成为主流，而避免情节的尖锐矛盾有时也的确会影响作品给人的冲击力，若非细细品尝，有时可能会有看不下去或印象不深的感觉。北大有些青年学者称汪老的散文为“士大夫文化下熏陶出的作品”，这其中不乏贬义，但在我看来，这种和平淡雅的文风正体现了一种洒脱开放的胸襟。所以，读他的作品，需对文字细读、精读，从内心品味文字的韵味，不只读散文如此，我们读所有有价值的书都应该如此。

我觉得汪老很多时候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孩子气”。他经历了那么多，却依然熟记很多东西，菜是什么味道的，卧室里插了什么花、师生间亲切的对话……一个平庸的人，忙忙碌碌走过一辈子，是什么也不会留下的，而汪老像一个小孩子，对经历过的事物充满回忆，对悲喜豁达开放，想必这是人性至高至美的一面。人生之路起初看起来无比漫长，困难重重，充满着不确定性，待到年纪增长，一切渐已尘埃落定，我们也许才发现，原来人生之路一直是倒着走的：我们苦苦追求的目标，其实就摆在我们小时候的玩具盒子里。我们后来所走过的路，就象做一道几何题目，在不断地、不断地论证，而结论其实早已写在前边。又象某位哲人所说那样：一切哲学上的问题，都是为了回答了童年的疑问。

我不太赞同“字如其人”的观点，字体的书写可以经过后天的训练，字写得俊秀人也一定俊美的说法其实做不得数。但“文如其人”的观念倒是有点意思。除非刻意为之，在我看来，人们文章的风格，尤其是散文，与各人的性格多有关联。一篇真情实意的散文是很能看出笔者的心境的。天性温和的人写出来的东西多数是平和的；一腔热血者的文章则不太会显得消沉；幽默乐观的人也不太会写出无尽悲伤、沉痛的文字。回顾汪先生的一生，我们不难发现，他是一个纯粹的文人，一个重情重义，心地极为善良的人，这与他的文风如出一辙。汪老是一片云游四方的、独特的树叶，即便飘落大地时的姿式看起来与其它的树叶没有什么不同，但这看起来一样的飘落过程，并不能改变他一生成长的过程和内在志趣。换到人的角度看，也就是初心不同。初心不同，结果殊异。人如其文，汪老的一生是精彩的，他的散文、散文化小说之所以为人称道，恰恰在于他活出个性，不改初心，活出自己的精彩。他晚年的散文，以昆明为写作背景的篇目很多，因为他晚年曾再次访问昆明，得以细致的观察生活，然后对生活进行思索。他描写昆明风景的散文，既体现了对自然的热爱，又传递了一个文人所具有的谦逊的性格。他在《翠湖心影》中这样写道：“除了到昆明图书馆看书，喝茶，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到翠湖去"穷遛"。这"穷遛"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名一钱地遛，一是无穷无尽地遛。"园日涉以成趣"，我们遛翠湖没有个够的时候。”他以平直的语言将翠湖的文化风物呈现给读者，平实的记叙更像一种随笔，这种随笔式散文往往能更好的融入生活，从生活中提取一种超然的价值。年龄的增长使汪老阅历丰富，但唯一不变的，是他温婉的文人气质，与浑朴自然的心性。

北宋文学家苏轼的《答谢民师书》这样谈及散文与创作：“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汪曾祺的散文顺其自然、故可描绘出丰富多样的姿态 。我想汪曾祺先生能把故乡的一草一木记得如此真切，是因为那是亲身经历过的一草一木，也是他心中万分珍视的一草一木。作为一个文学专业的学生，我想我也应该像汪老一样，永远持童稚之心，对生活保有一贯的热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