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学以储宝

——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心得体会

上学期有幸选得老师的现代文学文献学课程，获益颇丰，本学期亦十分幸运地选上此门课程。作为一名中文系学子，释读与整理文献的能力是必须要培养的，而研究方法和论文写作则从更广博的视角为我们讲述了诸如学风、文风、逻辑、选题等问题。这门课于大二的我，更像一块重建的地基，而不是“为分而刷”的课程。以下是我对此门课的一些心得体会，受篇幅所限，无法面面俱到，但均为肺腑之言。

对学风、文风的认识与重视，是我学习此门课程之后感触颇深的一点。很惭愧地讲，身为一名中文系学生，我在完成大一学年的课程论文时，并没有考虑到关于学风、选题等诸多问题，前几日回看曾经上交的那些课程作业，在行文与框架间发现了许多不足之处，有许多地方都与老师在课堂上列举的反例“不谋而合”。大一学期初，现代文学史老师布置一篇题为“张恨水通俗小说的文学史价值与贡献”的课程论文，我在行文的时候就犯了跟风和重复的毛病，看见别人总结张恨水的文学史价值，我便总结张恨水的文学史价值；别人写张恨水小说的现代性，我也从这方面展开……这些论文如今看来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即使是课程论文，是一份作业，也要尽可能地挖掘其创新点，而不是浮躁的去跟风。其他人的论文对自己而言可以具有参考价值，但不能奉为圭臬，否则只能在前人画的圈子中舞蹈，谈不上创新与独立了。

关于剽窃问题，老师讲述了杨树达《左传军实解》《左传戴氏考》抄袭许维遹的《吕氏春秋集释》，或许有人因杨先生的名声之大，不愿相信“抄袭”一说，甚至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但白纸黑字已然证实了这点。剽窃在我看来是论文写作中最恶劣的问题，但这种现象屡见不鲜。剽窃之人皆知这是一种不道德且违反学术规范的行为，但由于各种能力、态度的影响，剽窃者们便采用此种手段。我所接触的学生圈子中不乏有这种直接剽窃，或有“剽窃之嫌”的人，他们妄图成为“漏网之鱼”，或应付老师，在临近交作业的时候大量下载期刊文献，杂糅成一篇混乱至极的论文；或借网络工具之便，直接复制粘贴，全然不尊重自己与老师，何其悲哀！这些人或多或少与我在朋友层面有些交集，限于人际关系的纷杂，我不好直言其剽窃，只能谨记老师教诲，于己做到独立和严谨，无愧于老师，无愧于文学院。

老师在课堂上多次强调积累的重要性，如“压舱石工程”和“积学以储宝”。徐中玉先生在积累材料时做了许多卡片，按问题分门别类，并一一整理。他在回忆文革时说道：“文革”时候抄家，我这两三千万字的卡片就堆在家门口，没人理会，其实它们才是我的宝贝呢。”老师也带来纸质版的小册子和电子版的资料卡片向我们展示。我认为这种方法是积累素材、提升文学素养的一个极佳方式，自己也在诸如印象笔记、word文档中整理一些资料卡片，在整理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些自己存在的小毛病。我在学习文学概论和语言学概论时喜欢在书本中划线来标出重点或难点，但这种方式并不会促进我对记忆的加深，如果我不翻书，书籍便是知识的“停尸房”；如果我翻书了，又要花费很长时间去找对应的条目，而将这些词条做成卡片后，印象十分深刻，对问题分类后甚至比书中从前到后的顺序更清晰。学中文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不仅中文专业的内容需要积累，许多自己不懂的东西也需要成为积累的内容。就拿“供给侧”、“时钟佯谬”、“德性”来说，它们是经济学、物理学、伦理学方面的名词，但能说中文系学生就一定不用了解吗？能说它们对中文系学生无用吗？显然不能。中文是包罗万象的，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创作的素材，如果仅从“中文专业”来理解中文，确是有些狭隘了。所以说，日常的积累是进行文学活动的基础。

关于在讲述关于叙事学“作者死了”的问题时，老师以女作家虹影的《K》为例展开，那节课令我思考良久。甚至在梦中，我成了虹影，我看见电脑屏幕上诸多批评我的言论、我体会到开庭时身为作家的迷茫与无奈……法院的判决书中写道：“将原告的父亲写成‘性无能’，之母写成‘浪荡成性’，并多处虚构原告母亲与朱利安·贝尔发生的婚外情的两性生活情节，其不顾历史真人表现和社会的公正评价。”我听老师讲述此事后，隐隐有一些愤懑之情无处发泄。作家错了吗？所有作家创作的都是纪实文学吗？虚构文学以后是不是不能存在，要用法律的方式禁止？鲁迅先生曾在《南腔北调集》中提道：“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文艺上的真实，并不等同与生活上的真实，若以法律干涉创作为代价，来维护某些“和文中人物相似”的人的名誉权，恐怕我最喜欢的王小波也要被封杀了，谁晓得《万寿寺》的王二、《黄金时代》的王二，他们是不是正与某个人的经历相关联呢？那实在是文学的一大灾难。无论如何，十分感谢老师能在课堂上讲述和拓展这些事例，每当老师提到相关的人名和书名，总是能举出作家的生平往事、人际关系和趣闻逸事等，我认为这正是日常积累的体现。只有脑子里有东西，才能在文学活动中达到游刃有余的境地。

前些时日开题报告的撰写同去年文献学的“实训”有相似之处，通过老师的讲解与实际撰写，我同样收获良多。实话说，我在此之前对开题报告的认知仅浮于表面，只知晓它是毕业论文的部分之一，却未曾想过如何撰写。确定一个论文题目，需要考虑许多问题，而不是拍拍脑袋，想到什么写什么。在确定题目时，要思考题目的来源是什么，题目本身有什么价值，准备看哪些书已经看了哪些书，为什么能驾驭这个题目等等。如果不去思考这些问题，便无法写出一篇有深度、条理明晰的文章。关于文献综述，要针对这个专题搜集大量文献资料，就国内外学术界的主要研究成果、最新进展、研究动态进行综合分析，比较全面地反映该领域已经取得的成就，以及进一步研究有待于开发的领域，进行这一步工作，就需要去看大量相关文献。在确定标题时，老师提到三级标题是最基础的要求，再回顾我大一时张恨水的那篇论文，只有一级标题，关于汪曾祺和京派文学的作业也只有二级标题，实在是羞愧。我认为确定标题并非易事，在确定的过程中就代表了自己的思考，标题是整个论文基本框架的直观显示，前期在开题报告中划分得越细，在行文的时候思路就越明晰，而我之前写的那几篇确实有些欠考虑了。这次开题报告的撰写，我采用了三级标题，虽然在梳理思路的时候感觉很困难，不过厘清之后确实合乎逻辑，不再像之前那样杂乱了。

可以说，这门课交给我的东西远远超出了专业课的范畴，对于问题意识、审美意识、感性与理性、功利与非功利的探讨，也对我为人方面产生许多影响。我同样希望研究方法与论文写作这门课程能拓展为中文系的必修课程，让更多学生能听到这门有意义的课，听到实实在在的知识。